依傍史料与明清小说的成书方式

依傍史书与笔记等史料,是很多明清小说文本生成的重要方式。在长篇章回小说草创之初,这种成书方式本无可厚非,郑振铎就提出:“在小说艺术未臻完美之前,长篇著作是很难着手的,只有跟了历史的自然演进的事实写去,才可得到了长篇。”(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而少数高明的小说家又能根据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与美学理想,对史料进行遴选剪裁、加工缀合,并加以合理的想象生发、虚构润色,创造出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脍炙人口的佳作。但也有很多小说作者本身缺乏才情,却又唯求速成,在创作中往往过分依傍史料,一味抄袭、模仿、杂凑,因而产生了大量低劣平庸之作。虽然这类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多无足称道,但无论是从小说观念嬗变的角度,还是从其成书方式的演进来看,它们也是明清小说史上一个值得关注和探究的对象。

伴随着“通鉴”“纲目”类史书的流行及“羽翼信史而不违”(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的小说观念的提出,历史演义被视为正史的补充,明代中期出现了一大批以“按鉴演义”相标榜的历史演义小说。这类小说对“通鉴”类史书的纪年方式亦步亦趋。《资治通鉴》每卷都标明纪年,如第二卷(周纪二)注明“起昭阳赤奋若(癸丑),尽上章困敦(庚子),凡四十八年”(司马光《资治通鉴》)。这一纪年方式被许多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效法,连并非以“按鉴演义”相标榜的《三国演义》的许多版本,也纷纷效仿这一纪年方式。如叶逢春本卷一:“起汉灵帝中平元午甲子岁,止汉献帝兴平二年乙亥岁,首尾共一十二年事实。”吴观明本则是在每十回末均标明叙事起讫时间,如第十回末标明“起汉灵帝中平元午甲子岁,至汉献帝初平三年壬申岁,共首尾九年事实”。《三国演义》的其他版本如黄正甫刊本、熊清波刊本、熊佛贵刊本、乔山堂刊本个别卷中也保留有纪年的痕迹。此外,某些历史演义小说的回目也往往采掇自通鉴类史书。如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的“回目”与《资治通鉴纲目》“纲目”的渊源关系也有迹可循。又如,《隋唐两朝志传》有三十六个回目分别袭取了《资治通鉴纲目》第三十六卷至四十八卷的“纲目”:如第二回《隋炀帝游幸江都》源自《资治通鉴纲目》第三十六卷“帝如江都”,第十回《世民说李渊起兵》源自《资治通鉴纲目》第三十七卷“李渊起兵太原”。

还有一些历史演义小说的情节内容对通鉴类史书也多有所参照。如《三国演义》虽有很多情节改编自《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但也有一些故事情节实际上直接参照《资治通鉴》而来。如“闻雷失箸”这一情节,最初由《资治通鉴》卷六十三将刘备“失匕箸”与裴松之注中的“闻雷”合二为一,而《三国演义》中该情节的组合方式与《资治通鉴》完全一致。《刘玄德败走江陵》中写刘备携民渡江的很多文字抄自《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赤壁之战中孔明劝说孙权抗曹的一段文字也抄自《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其他如《陶恭祖三让徐州》中写田氏行反间计、《曹操兴兵击张绣》中写典韦奋勇杀敌等情节的叙述顺序也与《资治通鉴》相同。

在《三国演义》之外,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也有取材于通鉴类史书的。如《隋唐两朝志传》第五回《杨玄感兵起黎阳》中李密乘黄牛读《汉书》、向杨玄感献三计、设计退隋兵、亡命瓦岗及翟让举事等情节皆取材于《资治通鉴》卷一八二、一八三。《隋唐演义》第二回晋王杨广返回扬州前与独孤皇后的谈话,第六十八回长孙皇后临终对唐太宗的遗嘱,第六十九回唐太宗君臣论太子废立之事,分别抄自《资治通鉴》卷一七九、一九四、一九七中相关文字。吕抚的《廿一史通俗演义》又名《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其“凡例”云:“是书悉遵纲鉴,半是纲鉴旧文。其纲鉴中因编年纪月不相联属,与字句难晓者,略加删订,所谓通俗衍义也。”(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显然,这部小说主要依《纲》《鉴》而演义。澹园主人在《后三国石珠演义序》中声称该小说“专从《通鉴》中三国时受魏称帝之际,演为一帙”,这虽与小说情节不尽相符,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依托通鉴类史书已成为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文本生成的重要方式。《大唐秦王词话》第一回晋阳兴兵、第十二回李密计窘投唐、第三十五回高祖杀刘文静、第六十三回玄武门之变等情节,同样都取材于《资治通鉴》。

除了“按鉴演义”的成书方式外,部分明清小说家还习惯于在史书中选取各种材料敷衍成书,一些以写历史人物为主的小说往往会采用这种编纂方式。如叙述于谦事迹的《于少保萃忠传》,就采录了数十种史书与文人笔记,《皇明实录》《名臣言行录》《皇明政要》《我朝纲鉴》《录》《献徵录》《皇明奏疏》等,都在其采撷范围之内。又如以孔子为中心人物的《孔圣宗师出身全传》,主要根据李梦阳的《阙里志》《论语》及相关史料敷衍而成,这部小说叙写孔子一生经历,全书没有主干情节,主要是按孔子年龄逐年编述,内容极为庞杂。胡适为此书作跋云:“编者是一位学究先生,文字不高明,仅仅能钞书,却不能作通俗文字。”(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

此外,无遮道人的《海陵佚史》依傍乃至大量抄录了《金史》《列传第一·后妃上》《本纪第五·海陵》及《列传第六十七·佞幸·萧裕》;而《醒世恒言》中《金海陵纵欲亡身》又本自《海陵逸史》,二者除开头、结尾不同外,其余情节几乎相同。有些小说在涉及地域文化时,对相关史料也多有所采录。如《岭南逸史》“悉依《霍山老人杂录》《圣山外记》《广东新语》及《赤雅外志》、永安、罗定、省府诸志考定”(花溪逸士《岭南逸史·凡例》),小说所记广东地理山川、风土人情、民间歌谣多出自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曹去晶的《姑妄言》则取材于陈鼎的《留溪外传》《滇游记》《黔游记》,陆次云的《峒微纤志》,许瓒曾的《滇行纪程》及其《续抄》、《东还纪程》及其《续抄》,周清原的《游雁荡山记》,李光殿的《守汴日记》等多部史料笔记。

明清小说作品还存在大量仿袭、改编、杂凑成书的现象,这严重阻碍了小说创新与艺术质量的提高,使一些小说的文本形态十分粗糙。例如,许多仿袭作品在情节上存在漏洞,像《碧玉楼》模仿《欢喜浪史》而来,《欢喜浪史》主人公为曹百顺,《碧玉楼》则改作王百顺,其实二者主要情节相似,只是结局有异。为与《欢喜浪史》有别,《碧玉楼》将故事发生地点由永丰改为汴梁,《欢喜浪史》中曹百顺去的是南京,《碧玉楼》则改为王百顺去北京,可情节上还是出现了疏漏,如《碧玉楼》第十八回写有义拐卖张碧莲,出了南门后“直往清江浦而来”,而实际上清江浦在南京城外。再如,有些小说杂凑成书,难免给人以东拼西凑之感,像海上独啸子的《女娲石》第三回写金瑶瑟两刺太后之事,师法《三国演义》中曹操刺杀董卓这一情节;第十四回写金女士江上遇难,效仿的是《水浒传》中宋江浔阳江上遭劫这一情节;小说中四十八位女豪杰、七十二位女博士共图大业及诸多科学游戏,模仿的则是《镜花缘》。如此东拼西凑,导致文本形态缺乏内在有机性。

总之,依傍史料成书的编纂方式对明清小说的孕育、发展及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像《三国演义》那样“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高儒《百川书志》)的经典之作;但与此同时,大量仿袭、改编、杂凑史料的文本生成方式也是导致明清小说数量众多,而经典之作却相对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史的实践证明,依傍史料成书的作品只有“虽无一事不本史乘,实无一语未经陶冶”(觚庵《觚庵漫笔》),才可能成为兼具思想与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宝贵艺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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