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古籍收藏第一人

韦力递来的名片,有点儿像古代读书人的名帖,也是色泽淡黄,竖排的繁体字,标准的线装书样式,上面印着他的雅号:芷兰斋主。

有一次,一位去他家做客的商人看到一屋子古书,惊讶之余,脱口而出:“你哪儿找来这么多烂纸?”韦力心有所感,将“烂纸”二字倒过来,把他的善本书室称作“芷兰斋”。

在收藏界,韦力被公认为“中国民间古籍收藏第一人”。今年6月,国家图书馆举办“国家珍贵古籍特展”,近400件展品中仅有一部来自民间,即韦力所藏的辽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1994年,这件绝无仅有的“辽藏”从一个“”手中流出,价格很快被抬到30万元。就在国家图书馆的专家们还在研讨“要不要追加预算”时,韦力举起了竞价牌。

如今,这件珍品被小心翼翼地存放在天津郊外“西苑书楼”里。据一位有幸参观过书楼的学者描述,这位“藏书爱好者”所藏“古籍逾百架,唐、五代、宋、辽、金之所藏皆有可称道者,另有明刊本千余部,批校本、抄校稿、活字本各数架……皆按经、史、子、集排序,再结合年代、版本分类收藏。”

就韦力而言,雅好收藏是一种天性。自儿时起,他就热衷于搜集“烟标”“粮票”。十多岁的时候,他偶然在一张旧报上读到郑振铎1950年代去香港收购旧书的报道,由此引发了对古书的兴趣。但在那个破四旧的年代,古书收藏只是个别“高级官员”的专属,少年韦力没有接触古本的机会。

直到1981年,还在上中学的韦力攒了80元买了一套古书,那是一部以五色印刷的武英殿版的《古文渊鉴》。“我一下子就被那种美震撼了,才发现原来古书并不都是泛黄卷边。”后来,在天津一位老先生的引导下,韦力开始系统研读经史子集和藏书史,慢慢从中体悟到古书“回味无穷”的妙处。

1988年,中文系毕业的韦力在一家三资企业中担任中外双方代表,月薪3800美元。凭借这个在当时“天文数字般的收入”,韦力找到许多文革后被退还旧物的家庭,成批地收集古书。

因为“千金散尽为收书”,韦力常以“聚书好货,均为一贪”自嘲。唐代的柳宗元在《蹺譓传》里提到蹺譓这种奇怪的小虫,在路上看见任何东西,都想要背在身上,弄得自己越来越累。韦力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好负物”的小虫。

“刚开始我也觉得这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后来慢慢发现自己爱书也只是贪多务得之欲,跟别人爱钱没有什么分别。”韦力摆摆手说道。

时至今日,他每年仍然要花费数百万元收购善本。但在收藏圈,人人都知道“韦力只进不出”。

“不卖书不是清高,只是对自己心性的控制。”在这个成功的商人看来,人生在世,“为稻粱谋”而做的事太多,因此务求在自己的书楼中留一方净土。

为了追寻古代藏书家们的余痕,韦力曾用5年的时间,走遍了大江南北所有古书中曾有记载的书楼,结果却让他失落——大约一半的书楼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也境况堪忧,乾嘉时期最大藏书家黄丕烈的书楼被划在苏州丝绸厂内,曾被列为吴兴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密韵楼原址上开了一家按摩院,还有许多书楼成了政府机关办公之所……

在后来的著作《书楼寻踪》里,韦力感慨道:“藏书多年,个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当夜深人静时,偶翻旧籍,卷首所钤累累藏印,皆无言地叙述着本书的传承命运,讲述着一位位藏书家辛苦收藏、有聚亦有散的悲欢故事……”

韦力也曾因此“想到百年之后,自己毕生所藏古书的归宿”,并一度“觉得悲凉”。但最终他还是摆脱了古代藏书家们“世守沉编”的情结。他钟爱一枚刻有“韦力暂得”的印章,却始终不愿往藏书上印。因为“书藏得越多,越发觉得自己‘不够格’。”

“古书已历千年,人生不满百岁,珍籍终会离我而去。”韦力平静地说,“说到底,我只是历史流转中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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