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丹:巴达赫尚的红宝石

《马可·波罗游纪》在记述中亚“巴达哈伤大省( the great province of Badascian )”时,提到一种巴剌思红宝石。书中描述道: 在该省或王国[FB]中出产一种名为巴剌思(balasci)的红宝石,美丽而昂贵。巴剌思得名自其产地巴达哈伤[LT]。它们产自大[Z]山的岩石之中,并且我要告诉你,当人们希望采掘它们时[V](他们将)遍历困苦,因为[VB]他们要费尽周折[VB]在山中开凿大洞穴来寻找它们[VB],并且深入地[FB]下,就如同此处[VB]人们采掘金银[V]矿脉时所为。这种采掘仅[FB]限于[V]名为尸弃尼蛮(Sighinan)的特定山脉之中。此外你可能知道上述省之[V]统治者派人为他自己采掘,没有任何当地或外国[Z]人敢于[Z]前往山中擅自[FB]开采这些巴剌思红宝石,(尽管)他们不会被立即处死。马可又说若有人将它们带出他的王国则将付出生命和财产的代价,因为国王收集所有宝石并[FB]将最珍贵者归于自己,或者[VB]使人将它们散之四方[VA]送给其他国王、王子和大领主们,有些作为贡品,有些则出于情意。如其乐意[FB],其中也有一些卖给商人[VB]换取金[FB]银,这些则可以被带往他国[R]。国王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其巴剌思宝石在任何地方[Z]都珍贵而价昂的荣耀[Z]。因为若是他允许其他人采掘它们并将它们运往世界各地,那么其中许多就将被带走并泛滥全世界[FB],它们将不再如此珍贵和价昂,国王则无法获得利益[LT]。因此国王设立了严酷的刑法,未得允许无人能将它们带走[1]。 正如马可·波罗所说,这种被称作巴剌思( balasci )的红宝石,得名自其产地巴达哈伤( Badascian )。巴达哈伤,今译巴达赫尚,波斯语作 Badakhshān 、 Balakhshān 或 Bazakhshān ,元明时期的译名又作巴达山、巴达克山、八答黑商,其地包括今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首府为法扎巴德)和塔吉克斯坦东部戈尔诺 – 巴达赫尚州(首府为霍罗格),东西两地之间以喷赤河( Panj )为界 [2] 。 巴达赫尚以丰富的宝石矿藏著称。早期地理著作《诸国志》( al-Buldān ,约成书于 891 )的作者雅库比( Ya‘qūbī ,? -904 )说,巴达赫尚是从巴尔赫( Balkh )前往吐蕃( Tubbat )之路上的一个东方城镇,位于吐火罗斯坦( Tukhāristān ),书中对巴达赫尚地名的拼写,一作 Badakhshān ,一作 Bazakhshān ,波斯文译本注云:“ Bazakhshān ,人们一般将 z 读成 l ,读作 Balakhshān 。此处就是与 yāqūt 宝石齐名的巴剌赫思( balakhsh )宝石矿的所在地,商贾从此地前往吐蕃。” [3]10 世纪地理学家穆卡达西( Muqaddasī, 947-? )在《关于寰宇知识的最佳划分》( Asan al-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 )一书中写道:“巴达赫尚是座繁荣的城市,土地广阔而物产丰富,拥有葡萄园、河渠及矿藏 …… 巴达赫尚位于突厥斯坦边境,在吐火罗斯坦( ukhāristān )之上,拥有一种类似 yāqūt 的宝石矿,除了那里,别处都没有。” [4] 此书的某些抄本中, Badakhshān 写作 Balakhshān[5] 。 关于巴达赫尚地名的拼写,稍晚的另一位地理学家雅库特( Yāqūt amavī, 1179-1228 )在《地理辞典》( Mu‘jam al-Buldān )一书中写道:“巴达赫尚( Bazakhshān ), kh 及 sh 两处字母均有识点;人们往往使用字母 l ,称其为巴剌赫尚( Balakhshān ),其地有巴剌赫思( balakhsh )矿,是一种比 yāqūt 更坚硬的宝石。其山中蕴藏矿脉,但质量上乘者不多。” [6]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巴剌赫思 balakhsh ,指巴达赫尚出产的一种红色宝石,亦即马可·波罗所记之巴剌思 balasci ,均得名于其产地巴达赫尚。 关于巴达赫尚地名的由来,以及作为宝石之称的巴剌思一词经马可·波罗传入欧洲后在西方著述中的流传,及其各种异写形式(如 balas, balais,balasci 等) , 马可·波罗研究的前辈大师亨利·玉尔、伯希和等学者均进行过详细讨论和分析 [7] ,无需赘述。本文关注的是前辈学者在讨论中所忽略的一点,即这种红宝石在波斯语中有个比巴剌思一词更为正式的称呼: la‘l ( lāl ) [8] 。事实上,在波斯文学、历史、地理和宝石学著作中, la‘l ( lāl )一称比巴剌思更广为人知。早在 13 世纪,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波斯学者加兹温尼( Zakariyā Qazvīnī , 1203-1283 )就曾明确指出:巴剌赫思就是 la‘l 。他在地理著作《诸国印象与信士要闻》( thār al-Bilād va Akhbār al-‘Ibād ,又译《各国建筑与人情志》)一书中写道:“巴达赫尚,是吐火罗斯坦的一座名城,那里有与 yāqūt 宝石等价的巴剌赫思( balakhsh )矿藏,巴剌赫思就是 la‘l 。” [9] 关于 la‘l ( lāl )一词的含义,成书于 1888 年的《波斯语详解词典》( Farhang-i Jāmi‘-i Fārsī nandirāj )云:“ la‘l ( ),是波斯语词 lāl ( )的阿拉伯语化形式,广义上指任何红色之物,狭义上指红色的珍贵宝石。 La‘l 矿藏位于巴达赫尚。” [10] 由此可知, la‘l 原作 lāl ,意为“红色”或“红色之物”,后用来专指巴达赫尚出产的一种红色贵宝石, lāl 一词进入阿拉伯语后写作 la‘l ,这一阿拉伯语化形式又被波斯语文献广为使用。对于 la‘l 这一宝石的名称和性状,当代波斯语百科全书《德胡达大词典》( Lughat-n ā ma-yi Dihkhud ā )给出了进一步描述:“ la‘l ( ),又拼写作 lāl ( ),是一种尖晶石( spinelle ),产于巴达赫尚,又称 Malakh 、 Badakhshī ,不同于石榴石( bījāda ),拥有美丽而耀眼的红色。” [11] 如果说巴剌思之名是得自宝石产地的话, la‘l ( lāl )之名则显然缘于其美丽耀眼的红色。 除了红色宝石之外,巴达赫尚还出产青金石等其他宝石。现代波斯语珠宝著作《奇珍异宝录》( arā’if u arā’if )对于巴达赫尚及其物产有一段全面的概括:“巴达赫尚( Badakhshān ),又作 Bazakhshān 或 Balakhshān…… 位于阿富汗斯坦( Afghānistān )东部,邻接东突厥斯坦( Turkistān-i Sharqī ),首府为法扎巴德( Fayābād )。波斯文学中巴达赫尚以其宝石众多而闻名。巴达赫尚的 la‘l ( la‘l-i Badakhshān yā Badakhshī )在中世纪世界名闻遐迩。除了 la‘l 之外,这里还出产 yāqūt 、青金石( lājvard )、水晶石( sang-i bulūr )、牛黄石( sang-i pāzahrān )等。” [12] 巴达赫尚的红宝石在波斯文学中的盛名,从以下几行诗句可以略见一二。马可·波罗同时代的波斯文学家萨迪( Sa‘dī Shīrāzī, 1208-1292 )有诗云:“若天下石砾都成为巴达赫尚的 la‘l ,宝石与石砾该如何区分身价。” [13] 伊利汗时期另一位诗人欧哈迪·马拉盖伊( Awadī Marāghī ,卒於 1337 )诗云:“泣血之泪在藏红花般金黄脸颊流淌,像巴达赫尚的 la‘l ( la‘l-i Badakhshī )落在黄金之上。” [14] 如同美玉之于和田, la‘l 也被视作巴达赫尚的标志性物产。11世纪一位著名的伊斯玛伊尔派哲理诗人纳赛尔·霍斯鲁( NāirKhusraw Qubādiyānī ,1003-1088),因曾长期流寓于巴达赫尚深山,并最终长眠于此,因此被后人称作“巴达赫尚的红宝石”[15],成为巴达赫尚诗人的代表。波斯诗文中如此著名的 la‘l ,亦即马可·波罗所说的巴剌思红宝石,究竟是一种什么宝石?前引《德胡达大词典》已经指出, la‘l ( )是一种尖晶石。伊朗现代学者穆因( M. Mu‘īn )编纂的《波斯语词典》也有相似的解释:“ la‘l ( )是阿拉伯语化形式,波斯语原为 lāl ( ),是一种称作尖晶石的红色宝石( rubis spinelle ),其硬度令人瞩目。最有名的 la‘l 产自巴达赫尚,拥有美丽而明亮的红色。” [16] 由上可知, la‘l 是一种尖晶石(英 spinel/ 法 spinelle ),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红宝石( ruby )。 在现代宝石学中,尖晶石既是矿物名称,也是宝石名称。“根据国际标准,现在以矿物名称尖晶石作为宝石名称使用。优质的红色尖晶石,可与红宝石( ruby )媲美。” [17] 尖晶石属于氧化物类矿物,摩氏硬度 8 ,主要化学成分为氧化镁铝,因所含杂质不同而呈现多种颜色,其中由铬和铁形成的红色尖晶石最受喜爱,被视为红宝石的变种 [18] 。除了红色以外,尖晶石还有无色、黄色、橙色、褐色、蓝色、绿色、紫色等多种颜色 [19] 。红色尖晶石与红宝石外观相似,又常伴生于同一砂矿之中,因此容易相混。在现代宝石学诞生之前,红宝石与红色尖晶石是不分的,到了 19 世纪以后,才利用二色性、折光率、荧光光谱等方式明确加以区分。从化学成分来说,尖晶石是镁铝氧化物( MgAl2O4 ),属尖晶石族;红宝石是铝的氧化物( Al2O3 ),属刚玉族 [20] 。(图片来自网络)

正因古人往往不区分红宝石和红色尖晶石,因此,在许多辞书和翻译著作中, la‘l 通常被译作 ruby ,如影响广泛的 F.Steingass 编《波斯语 – 英语词典》(初版于 1892 )对 la‘l 的释义是:“一种宝石,一种有着最闪亮光泽的红宝石( a gem, a rubyof the most brilliant luster )。” [21] 一些波斯、阿拉伯语历史地理著作及珠宝书的译本,如比鲁尼( Abū Rayān Bīrūnī, 973-1048)《珠宝录》的英译本将 la‘l al-Bazakhshī 译作 the Badakhshānian ruby[22] ,米诺尔斯基翻译的《世界境域志》和斯特兰奇翻译的《心之喜悦·地理卷》在有关巴达赫尚的章节,也都将 la‘l 译为红宝石( ruby ),《世界境域志》英译本所附地图中将 la‘l 的产地 Kūh-iLa‘l (“ la‘l 之山”),也译作 RubyMine (详见下文)。 在继续讨论 la‘l 的用途、产地及其流传之前,还有必要先明确另一种宝石 yāqūt 的所指。我们注意到,学者记述巴达赫尚出产的 la‘l 时,常将其与一种称为 yāqūt 的宝石相比,前引雅库比、穆卡达西、雅库特等人的著作均如此。据穆因《波斯语词典》和《德胡达大词典》 yāqūt 条 [23] ,以及《百科全书》 yāūt 条 [24] ,可知此石即现代宝石学分类中的刚玉(英 corundum/ 法 corindon )。刚玉是极佳的宝石,硬度为 9 ,仅次于钻石(硬度 10 ),刚玉的种类分为红宝石( ruby ,包括粉红、紫红到褐红色)和蓝宝石( saphire ,包括所有具宝石特性的非红色刚玉)两大类,产地有缅甸、泰国、阿富汗、俄罗斯、巴基斯坦、越南、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和挪威等 [25] 。可见,红色的 yāqūt (即红色刚玉)才是现代宝石学意义上的红宝石 ruby ,非红色的 yāqūt 则属于蓝宝石 saphire 。 为便于称引,避免混淆,下文采用元代译音“剌”和“鸦忽”分别指称 la‘l 和 yāqūt 这两种宝石。四10-11世纪中亚学者比鲁尼所撰《珠宝录》( al-Jamāhir fī-al-Javāhir )一书,是早期世界影响最大的珠宝著作,此书第一章介绍“鸦忽”( yāqūt ),第二章介绍“巴达赫尚的剌( al-la‘l al-Bazakhshī )” [26] ,记录了大量有关“剌”的产地、种类、特征、开采过程、加工方式和价格等各方面的信息。据比鲁尼介绍,“剌”这种宝石起初不为人知,后来因为它所在的地方发生了地震,山石崩塌,红色的宝石滚落出来,被当地妇女捡回家去当做染料,自此才被发现 [27] 。比鲁尼还提到,“剌”成为贵宝石商品,是在伊朗的一个地方政权“布益王朝( l-i Būya, 932-1056 )时,人们以‘鸦忽’的价格购买‘剌’” [28] 。比鲁尼指出,“剌”是与“鸦忽”最为相似的贵宝石,红色的“剌”洁净、透明,光亮度和美丽的程度有时甚至超过“鸦忽”,但硬度则不如;另外,“剌”有红、黄、绿、紫等颜色,红色的“剌”遇热时性状稳定,加热能使其纯净度和透明度增加 [29] 。比鲁尼的记载为后世学者广泛引用。 比鲁尼同时代的医学家伊本·西拿(Ibn Sīnā ,即阿维森纳,980-1036)在其关于心脏疾病的医学著作《心药》( Adviyya-yiQalbiyya , 成书于 1014 )一书中,介绍了“剌”的药用价值:“最好的青金石产于巴达赫尚,与剌( la‘l )相伴而生……‘剌’性热而干,《宝藏》( Zakhīra )一书的作者称其为温和的心药。总体而言,这是一种极令人愉快的、对于心脏最为高贵的药物,有很好的强健和提神作用,使郁积的血液清洁,在愉情悦性、造血及疏通血液、振奋精神等方面都无与伦比。若将‘剌’研磨后与冰糖、蔷薇水一同服用,能使脸色红润。” [30] 同书还介绍了用巴达赫尚的剌( la‘l-iBadakhshānī )与其他矿物、植物合成的一种提振心脏的药剂( mufarrih )[31]。 12 世纪呼罗珊珠宝商人内沙布里( Nayshābūrī )所撰现存最早的波斯语宝石著作《尼扎米的珠宝书》 ( Javāhir-nāma-yiNizāmī , 成书于 1196 年 ), 也有专门的一节介绍“剌”,题为“关于‘剌’的性状和矿藏,以及相关传说故事( dar ifat-i la‘l u zikr-ima‘ādin u ikāyat-ī ka dar ān gufta-and )” [32] 。除了引用前人记载之外,尼沙普里补充了许多新的宝石学知识,如“剌”的品级、用钻石给“剌”钻孔、“剌”的各种造假方式及鉴别真伪的方法等,多有比鲁尼所不曾记述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内沙布里书中体现的某些观念,如“拥有‘剌’可使人逢凶化吉,不做恶梦;小孩随身携带可保平安,百邪不侵”( 118 页),以及“剌”的价格除了取决于颜色、重量、产地等因素外,还要看它“是否得到君王的喜爱、是否尊贵”( 120 页)等等,说明“剌”在商业价值之外,还被逐渐赋予了文化价值。 与马可·波罗大致同时代的伊朗伊利汗国早期大学问家纳昔鲁丁·徒昔( Naīr al-Dīn ūsī , 1200-1273 ),在其著名的矿物学著作《伊利汗的珍宝书》( Tans ū kh-n ā ma-yi lkh ānī , 约成书于 1256-58 )中,也设有专门介绍“剌”的章节 [33] 。徒昔还记录了一则蒙古西征时期与“剌”有关的逸事(详见下文),值得特别关注。伊利汗国后期学者哈姆杜拉·穆斯图菲( 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1281-1351 )所撰《心之喜悦》( Nuzhat al-Qulūb ,成书于 1340 )一书中之“地理卷”,在讨论矿藏时,将宝石分为高、中、低三等,“剌”( la‘l/ruby )与钻石( almās/diamond )、祖母绿( zumurrud/emerald )、石榴石( bījādaq/garnet )、孔雀石( dahnaj/plasma )、红玉髓( ‘aqīq/carnelian )、绿松石( fīrūza/turquoise )、鸦忽( yāqūt/sapphire )、碧玉( yashb,yashm/jasper )同属高级宝石之列 [34] 。哈姆杜拉·穆斯图菲特别指出:“巴达赫尚出产的红‘剌’是最好的。其特征与鸦忽相近,价格介于祖母绿和鸦忽之间,低于钻石。” [35] 14 世纪上半叶游历了中亚各地的大马士革人乌马里( Shihāb al-Dīnb. Fal Allāh al-‘Umarī, 1301-1349 )在《眼历诸国记》( Masālik al-Abār fī Mamālik al-Amār )一书中,则记述了“剌”大受欢迎的情况,他说:“巴达哈伤( Bazakhshān )城附近的山中蕴藏着巴达哈伤红宝石( la‘l al-Bazakhshānī ,当地人称之为别勒哈失 Balakhsh )和优质的蓝宝石。人们需通过打井来开采,天蓝石易开采,而开采红宝石却得需用一定的气力和费用,有时也会出现得不偿失的现象。它尽管稀少,但流行广,需求量大,人们几乎都要争着把它作为装饰品来用。” [36] 乌马里还描述了一颗被献给大马士革统治者的“珍贵的巴达哈伤红宝石”:“这是一颗华丽的呈三角形状的宝石,重 50 迪儿赫木 [37] ,极其漂亮,光彩掠目,几乎可把整个房子照亮。” [38]五关于尖晶石的具体产地,现代宝石学著作指出,“宝石级尖晶石大多发现于冲积扇中,主要产地有缅甸抹谷、斯里兰卡、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以及巴基斯坦、越南、美国及阿富汗等” [39] ,而“古代的阿富汗是出产尖晶石的主要国家,尤以出产大颗粒的红色尖晶石著称” [40] 。阿富汗红色尖晶石,就是波斯、阿拉伯语著作中所说巴达赫尚的“剌( la‘l )”,亦即巴剌思红宝石。 而在古代宝石学著作中,比鲁尼《珠宝录》提供了有关“剌”( la‘l )的产地的最早记述。书中提到:“剌”矿在 Warzqanj 村庄附近,此村位于通往瓦罕( Vakhān ) [41] 的路上,距巴达赫尚( Badakhshān )三日程,属于一个首府设于塞迦审( Shakāsim )的帝王之辖境,在塞迦审和识匿( Shiknān )之间;瓦罕统治者把比较贵重的宝石留给自己,禁止将超过一定重量的宝石带出矿山,只有符合规定的宝石才被允许带到外边去 [42] 。比鲁尼此处提到的几处地方,彼此相连接,均属巴达赫尚。其中,瓦罕走廊是喷赤河上游东西走向的重要通道,有瓦罕河自南边的阿富汗汇入喷赤河。塞迦审即喷赤河上游向北拐弯处的要塞、今阿富汗东北部的边境小城伊什卡什姆( Ishkāshim ),喷赤河东西两岸各有一个以此命名的城市,分属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识匿当为今舒格南( Shughnān ),即《马可·波罗行纪》中之尸弃尼蛮,其地域范围,大致指喷赤河在伊什卡什姆北转之后,自南向北流的河段东西两岸,即伽兰( Ghārān )以下至达尔瓦兹( Darvāz )之间的地区。其西属阿富汗巴达赫尚州,其东则属塔吉克斯坦戈尔诺 – 巴达赫尚州,为帕米尔的一部分 [43] 。 除了比鲁尼《珠宝录》之外,现存最早的波斯语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 Hudūd al-‘lam , 成书于 982 年)中也记录了“剌”的产地。书中提到“巴达赫尚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城市,商人辐辏之地,此地有银、金、石榴石、青金石诸矿。麝香由吐蕃贩运至此” [44] 。此书第26章《关于河中诸边境地区及其城镇》在介绍瓦罕河谷诸城镇时,提到昏驮多城( Khamdād/Khandūd )之西有一个名为SNGLNJ的地方,“位于山脚下,该山中有巴达赫尚石榴石和剌( bījāda-yiBadakhshī va la‘l )的矿藏”[45]。米诺尔斯基认为,《世界境域志》此处提到的SNGLNJ,应即 Sanglīch ,在 Zaybāk 之南,位于通往奇特拉尔( Chitrāl )的路上 [46] 。 Zaybāk 和 Sanglīch 均位于发源自兴都库什山的多拉( Dora )山口附近的瓦尔多吉河( Vardoj )河谷,在巴达赫尚南部,两地之间即巴达赫尚著名的 Zaybāk-Sanglīch 通道 [47] 。 除了 Sanglīch 之外,巴达赫尚红宝石的产地,还有位于舒格南( Shughnān )地区的伽兰( Ghārān )。伽兰拥有巴达赫尚最著名的“剌”矿,其地在喷赤河东岸, Shākh-dara 河和贡河( Ghund )交汇处南部,亦即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霍罗格( Khārōq )之南 [48] 。 20 世纪初,斯坦因在喷赤河上游考察时经过伽兰,看到过那里出产红宝石的矿坑。他写道:“妫水(即阿姆河,此处指其上游喷赤河)到诺特(今伊什卡什姆)地方转了一个大湾向北,我从此地沿河而下,经过称为伽兰( Gharan )的很窄狭的山谷。最近因为俄国的命令,才筑了一条马路,以前是无论从北或从南都很难走的。伽兰地方稀少的人口那时附属于拔达克山,自西边高原下去经过山谷,便可到那肥沃的地段。这可以说明马可·波罗记述到拔达克山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那些美丽宝贵的红宝石( Balas Rubies )’,这其实是伽兰的出产。在西斯特( Sist )小村落上面,我曾经经过他们打算恃强开采作为拔达克山异密( Mirs )独有的那些矿坑。” [49] 马可·波罗在巴达赫尚时,应当是循经过瓦罕和舒格南的商道,前往喀什噶尔的。这一带正是巴达赫尚红宝石的产地。 在喷赤河上游,塔吉克斯坦境内霍罗格往南约 80 公里处,安德罗布( Anderob )南部向伊什卡什姆行进途中,至今仍有一座以“剌”这种宝石命名的矿山 Kūh-i la‘l (“剌之山”,米诺尔斯基译作 RubyMine ,图 1 )。据称,塔吉克斯坦帕米尔生态 – 文化旅游协会信息中心可以办理前往此处所需的许可证 [50] 。在今霍罗格中央公园西侧不远处,建有一个名为 Lal Hotel 的精品酒店 [51] 。

Hudūd al-‘lam, p. 339, Map ix: Sanglīch, Ghārān, and Ruby Mine/,Kūh-i La‘l六相对于绿松石、青金石等很早就被开采使用的宝石,巴达赫尚的红宝石“剌”发现较晚,是在时代才开始为人所知和饰用。但它一经发现,就在中亚、西亚广受欢迎,历代宝石著作和史地文献中都记有各朝君主收藏“剌”的轶事。例如,《尼扎米的珠宝书》记载,在巴达赫尚国王的宝库中有很多分量很重的“剌”;塞尔柱王朝的算端桑贾儿·本·马力克沙( Sulān Sanjar b. Malik Shāh , 1085-1157 )拥有一块形似羊头,重达 120 迪拉姆( dirham )的“剌”,他还收藏有一个用“剌”制成的船形酒杯,可盛装半曼( nīm man )酒,形色具佳,上边刻有凯·库斯老( Kay Khusraw )、凯 · 古巴德( KayQubād )、公正的阿努希尔旺( Anūshiravān-i ‘dil )、马力克沙( Malik Shāh )等古代著名君主的名字 [52] 。另外一则轶事是,古尔素丹( Sulān-i Ghūr )的库府中有一块红色的 “ 剌 ” ,上面刻有《古兰经》经文,在回历 588 年(公元 1192 ),作者之子阿卜 · 伯克尔( AbūBikr )奉命将吉祥的摩诃末 · 本 · 萨姆( Muammadb. Sām )之名刻写于其上,如今这个时代,再没见过比这更珍贵、分量更重的红宝石了 [53] 。这些记载表明,中亚和波斯历代君王都有在“剌”上镌刻文字(帝王尊名和《古兰经》经文)的传统。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巴达赫尚的“剌”也受到蒙古统治者喜爱。纳昔鲁丁·徒昔在《伊利汗的珍宝书》中记载:“近来听闻有一块很大的‘剌’,上刻历代伟大帝王之名,原属阿塞拜疆阿塔毕( Atābikān-i zarbāyjān )的库藏,后来落入算端扎阑丁·花剌子模沙( SulānJalāl al-Dīn Khwārazmshāh , 1220-1231 )之手,人们后来又从他的库藏中寻获,献给了世界之君王——合罕( Pādishāh-i Jahān Qāān )。合罕对此很是喜爱,他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宝石。” [54] 此处所说的世界之君王,当指蒙古大汗窝阔台合罕( 1229-1241 在位)。同一件事也见载于伊利汗国另外几部史书。志费尼( ‘Alā al-Dīn ‘Aā Malik Juvaynī , 1226-1283 )在《世界征服者史·合罕言行录》中,记载了窝阔台合罕在位时收到“剌”作为贡礼之事:曾经有一个君王派使者来表示臣服和归顺,所献贡礼中有一块从他祖辈传下来的打磨光亮的“剌”宝石 [55] 。《世界征服者史》的一个抄本还记录了这位使者的身份:巴达赫尚国王之子( pisar-i pādishāh-i Badakhshān ) [56] 。 《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纪·轶事[四]》记录了同一件事:“一个伊朗篾力派遣了一个使者到合罕处,并且向他称臣。他在礼物中送来了他父祖世代留传给他的一件琢磨好的红宝石( la‘l-ī mamsū ),上方刻有[神的]使者的嘉名,——愿祝福他并降赐他平安!——下方为赠送者祖先们的名字。[合罕]为了吉祥和神的祝福,命令雕刻匠留下[神的]使者的名字,——愿他平安!——而把其他名字刮去,并在[神的]使者的名字——为他祝福,祝他平安!——的下面,刻上合罕的名字,然后才是赠送者的名字。” [57] 拉施特的记载表明,这块“剌”上原本镌刻有先知之名以及赠送者的祖先之名,窝阔台获得后,又加上了自己的名字,以及赠送者的名字。这种在红“剌”宝石上镌刻名字以示所有权的传统,为后来的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马可 波罗之后,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 Ruy González de Clavijo, ? -1412 )出使中亚,于 1403 年到达帖木儿宫廷。克拉维约记载:“帖木儿为诸孙婚礼,而招集境内之各王公、部长来撒马尔罕,使我们得以遇到巴达哈伤( Bedah an )国王。巴达哈伤境,以盛产宝石著名。我们会及其王时,见其左右侍从之人甚盛,因而向其询问采取红宝石( Balaxia )之情形。国王态度极其谦逊,谓:‘巴达哈伤境内富于矿山,后经矿上开采,沿矿脉采取,将矿石取出,加以洗净,剖切琢磨等手续之后,即可得红宝石。’云云。帖木儿为保护矿产起见,对于开采之人,加以限制,并订立严密之法令,以管理之。巴达哈伤之都会,距离撒马尔罕仅 10 日程。” [58] 克拉维约所记帖木儿时代巴达赫尚红宝石的盛名,及其受到严格保护和限制开采的状况,与马可·波罗时期的情形完全一致。在中亚,统治者为了夺取巴达赫尚的红宝石,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据载,在布哈拉汗国时期,巴里黑( Balkh ,巴尔赫)行政长官马赫穆德比曾出征巴达赫尚,原因是当地执政者约尔伯克“拒绝允许布哈拉人在巴达克山开采红宝石矿”,“他的军队几次围攻巴达克山的中心城市法扎巴德(朱兹贡),未能拿下该城。最后马赫穆德比不得不同约尔伯克订立条约。根据条约,约尔伯克承担向布哈拉汗交纳在两年期间内开采到的巴达克山红宝石矿的产品,并承认自己是布哈拉汗国的附庸” [59] 。

至于在波斯,无数诗人赞美过的“剌”,自然也是历代君王喜爱的对象和库府收藏的珍品。 20 世纪初斯文·赫定( Sven Hedin, 1865-1952 )作为瑞典国王的大使出访波斯时,曾获特许参观波斯国王的博物馆,据他记载,波斯国王的珠宝收藏品中,除了大名鼎鼎的“光之海”( Daryā-yi Nūr )大钻石外,还有来自巴林的珍珠,内沙布尔的绿松石,以及巴达赫尚的红宝石( Rubies from Badakshan ) [60] 。凡此种种,均为中亚、西亚最具代表性的珍宝。七中国人对“剌”的认识,最早似即始于马可·波罗生活的元代。《元史》曾记载至元十三年( 1276 )春正月“戊子,中书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八答山采宝玉自效’” [61] 。可见早在元初,元人已经知晓巴达赫尚盛产宝石,并已有官员被派往那里采买宝石。这里虽未提所买宝石的具体名称种类,但当地最著名的特产“剌”理应在采买之列。 值得一提的是,元人杨瑀在成书于 1360 年的《山居新语》中先后两次记录了一种叫做红剌的宝石。第一次是一块价值 14 万锭的御用宝石:“大德间,富商以红剌一块,重一两三钱,申之于官,估直十四万定,嵌于帽顶之上。累朝每于正旦圣节大宴则服用之。瑀尝拜观焉。” [62] 这就是说,元成宗大德年间( 1297-1307 ),来自西域的商人向官府出售了一块重达一两三钱的红剌宝石,这块宝石被镶嵌到御用的帽子上,历任皇帝每到正旦和天寿节举行大宴会时,都会戴这顶镶嵌有红剌宝石的帽子,作者本人曾见过。这里所记的“剌”,显然是波斯语 lāl/la‘l 的音译,“红剌”之称既保留了宝石原名的发音,又描述了宝石的红色,是个颇为准确传神的译名。这可能是 la‘l 这种宝石在汉语文献中的首次出现。 《山居新语》关于红剌的另一处记述,与元顺帝时的丞相伯颜有关:后至元间( 1335-1340 ),伯颜太师擅权,有谄佞者进言“‘造龙凤牌以宠异之。’遂制龙凤牌,三珠,以大答纳嵌之,饰以红剌、鸦忽杂宝 …… 此牌计直数万定。” [63] 这一段记述中除了再次提到红剌,还提到了鸦忽,即上文已述及的 yāqūt ,亦即刚玉(红、蓝宝石)。从杨瑀两次记载的情况来看,元人对巴达赫尚出产的红色宝石“剌”已不陌生,而且给了它一个音义兼顾的译名:红剌。 元末陶宗仪( 1329-1412 )《南村辍耕录》中有“石头”条: 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不一。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剌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值中统钞一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呼曰剌,亦方言也。今问得其种类之名,具记于后。 红石头(四种,同处一坑,俱无白水):剌(淡红色,娇)。避者达(深红色,石薄方娇)。昔剌尼(黑红色)。苦木兰(红黑黄不正之色,块虽大,石至低者)。 绿石头:……[64] 陶宗仪这里所记红剌之事比杨瑀更详细,并明确说其估价 14 万锭为中统钞。所提到的四种“红石头”,除了“剌”之外,其他三者中,避者达即波斯语 bījāda (石榴石)之译音,昔剌尼应即 Sīlānī (锡兰的),指锡兰(斯里兰卡)所产宝石;苦木兰可能即马欢《瀛涯胜览》中的“窟没蓝”,马来语 kumula 的音译,指蓝晶 [65] ,又或即 khumra ,指克什米尔所产红宝石 [66] 。 明代,中亚宝石继续不断涌入中国。陈诚《西域番国志 哈烈》云:“渴石地面产白盐 …… 多有金、银、宝贝、珊瑚、琥珀、水晶、金刚、朱砂、剌石、珍珠、翡翠,云非其所产,悉来自他所,有不可知。” [67] 渴石( Kish ),即《唐书》等古籍中的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城市沙赫里夏勃兹( Shahr-i Sabz ),帖木儿的故乡。此地并不出产 la‘l ,其“剌石”应来自距此不远的巴达赫尚地区。《明史 食货志 采造》亦载:世宗时“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于是猫儿睛、祖母碌、石绿、撤(撒)孛尼石、红剌石 …… 无所不购。” [68] 明朝皇帝对中亚宝石如此孜孜以求,与中亚帖木儿王朝君主的热衷程度相比,毫不逊色。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传世的红剌宝石上都有波斯语铭文,记录了宝石的曾经拥有者的名字,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被称作“世界上最具有传奇色彩、最迷人的重 361ct 的 ‘ 铁木尔红宝石 ’ ( Timur Ruby ) ” ——一颗珍稀的红色尖晶石 [69] 。这颗红剌宝石,又称“宝座上的红宝石”,据说是帖木儿 1398 年征服德里时所获,其上刻有帖木儿本人以及其子沙哈鲁( Shāhrukh, 1409-1446 在位)、其孙兀鲁别( Ulughbeg,1446-1449 在位)三人,以及波斯萨法维王朝君主阿巴斯一世( Shāh Abbās , 1582-1627 )的名字,阿巴斯一世将此宝石赠与莫卧儿王朝君主贾汗吉尔( Jahāngīr , 1605-1627 在位),因此,宝石后来又刻上了莫卧儿君王阿克巴( Akbar , 1556-1605 )、贾汗吉尔、沙贾汗( Shāh Jahān, 1628-1658 在位)、奥朗则布( Awrangzīb,1658-1707 )等人的名字, 1634 年,沙贾汗令人将其镶嵌于著名的孔雀宝座( Takht-i Tavus/Peacock Throne )上 [70] 。这颗宝石后来几经辗转,被献给了英国女王,成为英国王室珠宝,广为世人知晓。通过铭刻于这些宝石上的波斯语词句及人名,追溯这些宝石的流传史及其传递的文化内涵,将会是又一个有趣的话题。* 谨以此文纪念 2017 年夏天的塔吉克斯坦考察之行,尤其是考察后半段前往戈尔诺-巴达赫尚的行程,感谢朱玉麒、罗丰、周珊、夏冉、百合花诸位同上高地的师友。

编者按:本文发表于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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